伴随着互联网对社会生活的全面进驻，互联网与政治之间的结合越发深入和细致，已不再是单纯的“1+1”，即“互联网政治”或“政治互联网”，而是触及到了更深维度的制度、思维等问题。为了回应“互联网+”这一重大技术变革对于政治的影响，2016年9月23日，由上海市社会科学创新基地、华东师范大学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与战略研究所联合举办的“互联网+：技术进步、制度变迁与中共执政方式转变”理论研讨会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来自北京大学、中央编译局、中国浦东干部学院、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中南大学、南京师范大学、苏州大学、东华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中共上海市委党校、上海海洋大学、上海商学院、江西师范大学、南京工程学院以及《解放日报》社、《社会科学》杂志社、《探索与争鸣》杂志社、《行政论坛》杂志社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与会专家围绕“互联网+”的时代特征、“互联网+”与制度变迁、互联网政治的国际比较及互联网时代的国家治理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一、“互联网+”的时代特征
“互联网+”作为技术背景和时代背景是观察其对政治发生影响的先发条件，也最先为学界所关注，与会专家对其从多角度进行了分析。华东师范大学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与战略研究所郝宇青教授认为，互联网对个体、社会、国家以及国际社会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这不仅体现在人类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的变革，更体现在人们思维方式和观念形态的转变。“互联网+”所带来的影响大致可以概括为七大特征，即去中心化、去神圣化、去权威化、去差别化、去中立化、去时间化、去实体化。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杂志社胡键研究员对“互联网+”的时代特征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剖析，认为互联网时代至少具有五个方面的基本特征：（一）不仅时空被技术重组，而且权力/权利、制度等也会被重组。（二）互联网具有重组国际权力格局的潜能。从历史上看，第一次工业革命铸就了大英帝国的霸权，美国则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后逐渐登顶国际权力之巅。当今的互联网时代，可以说是一场新兴的技术革命，它对国际权力格局变迁的影响已经显现。（三）大数据和技术结合的时代。数据在决策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执政者不能依靠主观判断进行决策。（四）一种新型的平民化价值凸显。在这种条件下，执政党必须亲近新型的价值观念，创新执政方式，方能赢得执政合法性。（五）技术发展依赖思维创新，与此同时，执政党也必须学会思维创新，跟上技术发展的步伐，否则就有被创新的思维和技术进步淘汰之虞。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发展研究院林拓教授指出，据第38次CNNIC报告，中国网络游戏用户已达3.9亿多，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量。它不仅影响着人们的生产、生活和交往方式，也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念，影响着人与社会、国家之间的关系。而且，对于网游用户来说，真正可怕的不是游戏本身，而是游戏结束后如何面对现实生活。中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学院黄永鹏教授、上海商学院思政部主任陈志强教授认为，互联网时代是全世界共同面临的一个新环境，面对新环境，都是经历了从最初的不适应到最终的稳定把握。互联网所带来的主要是信息的变化，因此，只要能够把握信息，善于运用信息技术，执政党就能够保证国家的政治安全。
二、“互联网+”与制度变迁
互联网对于政治的影响呈现为多元、多层的复杂形态。从互联网技术发展对协商民主的推动作用角度，南京师范大学钱再见教授认为，互联网技术有利于克服有限民主、精英民主的诸多困境，可以使民主的范围扩大和途径增多，可以使制度的运作方式和决策更加民主。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王立新教授认为，互联网时代强调多元，可谓是对集权体制的有力冲击。这一波冲击（伴随着民粹主义）对于从集权到民主的转型，究竟是有利还是不利，是加速还是延缓，尚不能确定。当然，这也给社会转型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因素。而中共正在从依靠行政手段转到依靠法治手段，从直接控制转到间接控制，从集权转到分权来应对。从互联网技术对政治参与的视角，南京工程学院王孝勇副教授认为，在目前的互联网环境下，对政治带来的最大变化是：它改变了传统政治对物质力量的过分强调，而倾向于对话语权的追求和争夺。因为在互联网环境下，人人都是麦克风，不论是谁，要想实现对于媒体、信息的控制和垄断都是非常困难的了。从互联网对于执政资源的影响角度，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陆钢副教授认为，互联网技术与外交决策关系紧密，通过互联网技术，可以构建外交决策数据库、进行外交决策数据模拟以及外交智能化模拟等。中共中央编译局《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王瑾编审认为，互联网时代给中共执政带来机遇的同时，自然也带来了挑战，譬如，网络信息传播的迅捷性、放大镜效应等。在用好机遇的同时，自然更应该注意应当挑战。上海海事大学的李秀芳博士认为，网络一方面具有技术属性，但在用于社会交往的过程中又赋予了政治属性。在网络时代，一些政治问题的可控性趋于下降的态势，同时，互联网在有助于政治问题解决的同时，我们还应看到，政治问题的根本解决之道还应专注于问题来源本身。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宋道雷博士对现实时空和网络时空的差异进行了辨析，并阐析了它们对国家治理产生的影响。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徐圣龙博士则对互联网条件下的数据思维进行了反思，对诸如数据的客观性与真理性、数据的贫困、数据伦理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博士生张峥对“互联网+”与党的群众工作、博士生王谢平对政务微信的功能及其局限、博士生唐庆鹏对互联网时代的微动员等问题进行了深入了讨论。#p#分页标题#e#
三、互联网政治的国际比较
“互联网+”作为一个世界问题给中国提供了借鉴的经验，与会学者也从国际视野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张玲副教授认为，互联网“阿拉伯之春”运动中产生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当代中国社会尤其要关注并警惕互联网的非理性特质和超强大的动员能力。但东华大学人文学院黄军甫副教授、《解放日报》理论评论部主任王多认为，“阿拉伯之春”本质上是由于国家发展阶段的矛盾爆发，而非互联网技术的关键推动，互联网只是问题的“放大镜”，是由于互联网的去中心化、去权威化导致原来不存在的问题严重凸显。即便是互联网所起的动员作用，其过程也是以互联网为起点，而发展与高潮阶段均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口耳相传。江西师范大学邱显平教授就互联网时代国际恐怖主义的特征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指出，目前国际恐怖主义绝大多数活动都是通过网络来进行的。它不仅有严密的组织，而且有自己的软件系统，并以攻击目标国的相关网站获得数据，进行宣传。中共上海市委党校丁长艳副教授从中美两国对于政治议题设置问题进行了阐述，她认为互联网时代下提供了均等的技术资源，但差异化较大的是中美两国民众不同的政治社会化表现。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博士生孙会岩从历时性的角度出发，对技术革命与美国政治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梳理，并认为互联网可能会改变美国的政党政治生态。
四、“互联网+”与国家治理
发挥互联网的工具理性、挖掘其对于政治要素的影响，目的在于回应时代对于政党政治所带来的挑战。与会学者从互联网+时代如何改进中共执政方式进行了热烈讨论。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张劲松教授从社会流动背景下，互联网技术发展对党员日常管理的促进作用。他提出通过建立APP、微信群对流动党员进行网格化管理，实现“互联网网格化”的党员管理方式，并在有效的网络载体中，引入积分制等方式作为对流动党员的考察，提升党组织对于流动党员的覆盖。华东师范大学廉政文化研究中心斯阳教授认为，互联网+提供的技术便利为突破当前的监督困境提供了可行性，可以从实现同步监督、过程控制、互联网传播、大数据挖掘、整合资源和信息等方面着手，提升监督效果。还应充分利用互联网的传播效应，规避和控制违纪的负面影响。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武志勇教授从中共核心主流媒体对互联网技术的应用角度，提出在“互联网+”的背景下，作为党治国理政重要工具的中共核心主流媒体，迫切需要打造核心网络新闻平台。平台需具有高度权威性和核心地位、真正意义上的新闻媒体、成为政府与社会沟通的开放、通畅空间。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齐卫平教授认为，网络治理不等同于党的执政方式。“互联网+”时代在技术变革的同时，需要同时转变领导方式和领导思维。网络已经成为意识形态的主战场，但目前执政党还没有找到很好的方式，还是把传统的方式简单地移到了互联网之上，这种情况应引起重视，学界也要加强这方面研究。中国浦东干部学院科研部缪开金副教授认为，互联网改变了公共事务的产生方式，但是政府在如何治理互联网、如何利用互联网等方面的能力需要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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