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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字路口的中国经济需要找准方向

发布日期:2016-10-21 20:48

●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政府的负债率相对较低,我们有条件适度扩大积极财政政策去提供需求。目前我国政府财政状况也相对好一点,可以用政府投资的钱来撬动民间投资,再加上3.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中国经济是有前途的。
  ●长期来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要提高企业的效率,不是简单地降低成本问题,要提高创新能力,提高效率;改变产业结构,不是简单地完善产业组织的竞争秩序问题,还要调整在技术创新、技术进步的基础上,在市场竞争的基础上,要有一个结构升级。
  ●中国的信贷增长中,超过一半的信贷增量实际上是用于对债务的再融资。这两年中国债务存量每年产生的利息,在理论上等于当年GDP增量的两倍。如果没有再融资,就会发生债务危机,经济就会硬着陆。但如果融资持续地用于偿还债务,用于经济增长的资源就不断地被吞噬,必然会达到一个天花板。这是中国经济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刘伟、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等国内著名专家日前在出席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全球校友会主办的“复旦首席经济学家论坛”时就处于十字路口的中国经济能否重新找准方向,重回正常道路发表了各自的观点。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
  中国经济可实现“十三五”规划提出的经济增长目标

  对于中国经济学家来讲,当前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就是怎么去理解从2010年以后中国经济的节节下滑。
  2015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为6.9%,这是从1990年以来最低的增长速度,也是从1979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第一次连续六年下滑,而且这个下滑的压力还继续存在。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只有6.7%。这样一个不断下滑的经济增长速度,引起国内国际上的高度关注。对症下药才能药到病除,所以对中国经济学家来讲,关心中国的经济前途自然要去了解经济为什么持续这么长时间下滑。
  现在国内外的学术界,普遍的看法是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持续下滑是自己内部的体制机制、增长模式、结构性问题所引起的。所谓体制,就是说国有企业的比重还太高,国有企业的效率不高。所谓机制,就是市场在资源配置当中起决定作用,这只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一个目标,但是改革还没有完全落实,还有太多政府的干预。所谓增长模式,是说中国的投资比重太高,造成消费不增长,这种模式不可持续。所谓结构性问题,最近大家都会谈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的产能太大要去产能,库存太多要去库存,企业的杠杆率太高要降杠杆,企业的经营成本太多要降成本。
  这些问题都存在是事实,对中国经济效率等等肯定有影响,但是不是这个就是中国当前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的主要原因?我个人倒认为不见得。我认为,更多的是外部性、周期性的因素。
  只要放眼世界,我这个看法并不难证明,因为可以看到跟我国处于同样发展程度的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他们在同一个时间里的经济表现。2010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是10.6%,2015年是6.9%,确实下滑了。但是,巴西2010年增长速度是7.5%,2015年是-3.8%,跟我们一样是下滑的,幅度比我们大。俄罗斯2010年增长速度是4.5%,2015年是-3.7%,跟我们一样是下滑的,幅度比我们还大。印度2010年增长速度是10.3%,2015年是7.6%,7.6%当然比我们6.9%高,但它同样是下滑。既然他们跟我们表现一样,一定是有共同外部性的原因。
  展望未来中国经济,外需部分确实不乐观,中国经济增长更多地要依靠内需,并且中国确实也有不少体制机制结构问题要改革,所以我们应该像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的,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前提下,进行结构性改革。
  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政府的负债率相对较低,我们有条件适度扩大积极财政政策去提供需求。目前我国政府财政状况也相对好一点,可以用政府投资的钱来撬动民间投资,再加上3.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中国经济是有前途的。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刘伟: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制度创新

  我主要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制度创新”话题谈三个问题:第一,现在为什么要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第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能不能解决当前的问题?第三,怎样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首先,我们现在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要是出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中国经济发展到了一个特殊阶段的历史需要,另一方面,是解决中国现阶段经济失衡的客观需要。